2024年11月15日，德国沃尔夫斯堡，新款大众汽车停放在大众汽车工厂的双塔展示楼之一。本文图片 视觉中国

　　自2018年开始，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德国一直是七国集团中增长最慢的经济体——年均增长率为0.4%。2023年，德国经济萎缩0.3%，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罗伯特·哈贝克预计2024年将萎缩0.2%。

　　“德国模式”陷入争议，汽车、化工和工程三大核心行业同时面临困难。在属于柴油和汽油的黄金时代获得巨大利润的德国汽车企业正“经历一场完美的风暴”。10月底，大众集团计划关闭在德国的至少3处工厂，并裁员数千人。9月，大众资方单方面宣布终止实施了30多年的对员工的就业岗位保障，自2025年中期起将不再排除因业务原因裁员的可能性。

　　德国曼海姆大学经济学教授瓦姆巴赫（Achim Wambach）告诉澎湃新闻（）：“德国的能源成本上升，全球化进程不断萎缩。德国汽车的商业模式面临向气候中和和数字化转型方面的压力，市场出现了太多新的竞争对手。”

　　经济疲软削弱企业和民众的信心，企业和机构更加谨慎。9月16日，英特尔CEO宣布将德国马格德堡建设芯片工厂的计划推迟两年；一年多以前，英特尔在和德国政府的谈判中拿下了100亿欧元的天价政府补贴承诺。私人家庭也更加倾向于储蓄收入，而非投资和消费。德国人罗伯特告诉澎湃新闻，“公司初级职位空缺越来越少”,“烤肉串价格翻了一番，从4欧元涨到8欧元”，“养老金上涨的幅度远跟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

　　德国商业模式即将迎来特朗普新一届政府的冲击，德国联邦政府也因对正确经济应对措施的争论而陷入分裂。德国化工企业赢创工业集团董事长兼CEO库乐满（ChristianKullmann）向澎湃新闻表示，希望德国政府能够做出改变，解决根深蒂固的结构性问题。

　　2024年10月29日，德国，大众汽车计划关闭德国的3家工厂，并裁减数万个职位，引发罢工浪潮，多家车企员工加入。

　　今年9月消息传来——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首次考虑关闭国内工厂，让许多德国人意识到了经济困境的严重程度。

　　《财经》根据德国大众集团的最新财报数据分析道，由于汽车销量下跌和重组费用增加，集团2024年第三季度净利润同比下降了64%，仅为15.8亿欧元（约合人民币116亿元）。

　　降本增效开始成为集团新的策略重心。成立于1938年的大众集团，将推进一项规模庞大的成本削减计划，改善核心品牌的盈利状况。至少3家德国本土工厂面临被关闭的未知命运，大规模的裁员和降薪引发数万名员工对失业的担忧。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沃尔夫冈·明肖（Wolfgang Münchau）在今年秋天出版的新书《Kaput》中指出，“当汽车工业开始衰落时，这个国家也会衰落。”

　　“德国公司成功的商业模式取决于开放的全球市场。”瓦姆巴赫告诉澎湃新闻。得益于德国前总理默克尔在长达16年任期内的新重商主义政策，以汽车、化工和工程为核心的德国出口“前所未有地腾飞”。

　　在新的地缘政治危机下boyu博鱼官方网站，，全球化遭遇逆风。受俄乌冲突影响，2022年全球天然气价格上涨，能源密集型产业高度集中的德国首当其冲。“德国工业的能源密集型部分（如钢铁和化工）正面临更高的价格。”瓦姆巴赫分析道。

　　面对高昂的能源成本，今年3月4日，拥有170多年历史的德国第二大化工公司——赢创工业集团宣布到2026年在全球范围内裁员2000人。“在接下来的15到20年里，我们将看到今天大约25%的化工生产转移到其他地方，特别是中国和中东。欧洲公司正在精简它们的组织和管理，利用这个机会专注于绿色转型的高利润产品。”库乐满向澎湃新闻透露。

　　另据路透社报道，今年7月，德国化学工业协会（VCI）表示，由于经济长期不稳定性导致原材料和能源价格居高不下等因素，客户不愿下订单，化工行业谨慎情绪持续。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该行业的销售额为1120亿欧元，比2023年同期的1140亿欧元下降了1%。

　　技术变革通常以长达数十年的周期发生。旧领域受到新增长领域的挑战——智能手机、电动汽车、人工智能 （AI）。“德国未能通过采用数字化、AI等新技术来加强全球供应链，旧技术正导致市场停滞。”德国智库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教授沃贝尔（Henning Vöpel）告诉澎湃新闻，世界正在迅速数字化，德国却迟迟未能意识到这一点。沃尔夫冈在《Kaput》一书中举例道，美国和英国每10万居民拥有5.22家人工智能初创企业，而德国只有1.9家。

　　2015年3月13日，德国奥格斯堡，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造访库卡工业机器人生产工厂，亲自测试机器人手臂。

　　默克尔政府为出口大开绿灯，同时也极大程度地限制了公共投资。为扶持东德建设，缓解2008年金融危机，扩大内需并拉动增长，德国联邦政府2009年在宪法《基本法》的修改中增加了“债务刹车”相关内容，并于2011年开始执行。“债务刹车”限制了包括投资在内的公共支出。“在过去10年中，德国经济遭遇了累积的投资缺口。因此，（德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已经降至每年1%以下。”沃贝尔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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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联邦政府的财政预算，组建于2021年的“红绿灯”执政联盟内部争论不休。左翼政党——社会（SPD）和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领导的绿党认为，“债务刹车”阻碍了气候和数字化转型，呼吁暂停“债务刹车”甚至彻底抛弃它，通过对富豪和大企业扩大征税来获得资金。亲资方的自民党以及德国选择党则给予“债务刹车”积极评价，自民党籍财政部长林德纳带头主张遵守“债务刹车”并避免扩大征税。

　　上个月，哈贝克对媒体表示，“德国内部的政治辩论并没有为企业，甚至消费者，提供明确的方向。”

　　近几个月来，德国主要经济研究机构已经纷纷下调了对德国经济增长的预测，预计今年经济增长要么停滞，要么萎缩0.1%。根据欧盟委员会本月15日公布的秋季预测，2026年之前德国经济增速将继续远低于欧元区的平均水平。

　　同时，大多数观察人士预计德国经济增长明年将反弹，政府预测2025年和2026年的增长率分别为1.1%和1.6%，这是基于私人消费将开始复苏的假设。然而物价和房价的上涨削弱了民众对消费和投资的信心。

　　23岁的汗来自巴基斯坦，在德国求学4年后，仅用了两周时间就找到了目前在汉堡的IT管理员工作。“但在今年6月之前，我花了3个月的时间才能找到一份推销产品的工作。”汗告诉澎湃新闻，入职后，“经理告诉我，我的公司过去有8层楼，现在削减开支，我们的办公楼只有3层，300名员工被解雇。”

　　除此之外，德国经济带给汗最直观的冲击是房租。“我的房租价格从306欧元（约合人民币2333元）升至349欧元。我想这是因为暖气费上涨，导致房租价格变化。我认为这是因为德国之前太依赖俄罗斯，俄乌冲突后德国与俄罗斯对立，不得不改变供应链，导致各地价格上涨。”汗表示。

　　与汗不同，目前与父母和两个姐姐同住的23岁德国人罗伯特更多受到的是食品价格的冲击。

　　罗伯特在巴伐利亚州小镇阿尔高（Algae）做前端开发人员的兼职，每月有520欧元的收入，属于不用纳税的收入标准。但新冠疫情前后街头小吃价格翻倍，让他一时难以适应。

　　“快餐现在更贵了，烤肉串（Kebab，德国街头小吃）的价格翻了一番。在新冠疫情之前，烤肉串是4欧元，现在是7至8欧元，外出就餐也更贵了。”罗伯特向澎湃新闻说道。

　　今年10月，因为食品、服务业价格上涨，德国当月的通胀率攀升至2%。德新社报道称，10月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是食品，消费者的食品成本较去年同期上涨2.3%。经济学家预计，到2024年底价格将温和上涨。

　　闲暇之余boyu博鱼官方网站，，罗伯特喜欢研究股市和股票，他认为“与科技相关的股票很有前景，比如英特尔和ASML”。罗伯特买了“比亚迪等中国汽车公司的股票，而不是德国汽车制造商。因为它们有很大的问题。”罗伯特并不看好在德国创业，“规则太多了。他们必须面对官僚主义问题、高税率，在没有支持的情况下承担大量风险。”

　　小王在德国某大学的研究机构做过为期一年的学生助理“合同工”。工作期间，小王直观地感到，“部分研究机构想拿资金越来越难”。根据德国政府公布的2024年预算，教育是经费被削减最多的行业之一。

　　“我当时在的这个组，主要做中国研究，但那段时间政府拨款变少，组里要缩减经费，我们组长就要去找公司和企业拉赞助。”小王对澎湃新闻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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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在经济问题上“缺乏信任的合作基础”，德国总理朔尔茨本月早些时候宣布解职财长林德纳，德国联合政府随即解散。

　　11月13日，朔尔茨在联邦议会发表讲线日举行信任投票，从而为明年2月提前举行议会选举铺平道路。当天早些时候，德国各政党领导人就信任投票日期和联邦议院提前选举日期达成一致，决定将原计划于2025年9月举行的大选提前到明年2月23日举行。

　　德国政治专家、阿斯顿大学欧洲中心联合负责人特纳（Ed Tunrer）向澎湃新闻分析道，“长期以来，持低税收、经济自由立场的自民党，与社民党和绿党存在分歧。俄乌冲突爆发，由此产生能源价格危机，导致德国财政困难后，这种分歧加剧。”

　　能源成本高之外，瓦姆巴赫进一步分析，“基础设施没有充分适应转型、高税率和高官僚负担使德国的投资吸引力降低。当前的政府危机也是对如何让经济重回正轨存在不同看法的结果。”

　　“鉴于现政府目前被互相对抗的行动和沟通所阻碍，‘红绿灯’联盟被取代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一种好事，而不是诅咒。”沃贝尔告诉澎湃新闻。路透社也分析称，德国工业界认为，作为欧洲第一大经济体，德国应尽快提前选举，不能浪费经济重回正轨的时间。

　　对此，德国企业界对德国政府的期待更加具体和聚焦，“德国联邦政府一定要采取行动，减少能源成本高昂和官僚作风严重的结构性弊端。这将解放化工行业，使其在未来的发展中实现经济的绿色转型。”库乐满告诉澎湃新闻，“绿色转型，包括转向可再生能源和真正的循环经济，为赢创这样的公司以及德国经济提供了巨大的机遇。”

　　绿色转型可能带来德国去工业化的阵痛。德国工业联合会（BDI）主席鲁斯沃姆（Siegfried Russwurm）在9月提到，德国到2030年可能会失去五分之一的剩余工业生产。“随着转向可再生能源，德国将不再是一个低成本能源国家。原因是德国没有很长的海岸线支撑风能，也没有那么多晴天弥补太阳能的需要。此外，德国已决定逐步淘汰核能。”瓦姆巴赫分析道，“因此可以预见的是，低附加值的能源密集型产业将离开德国。这部分行业的份额可能低于鲁斯沃姆先生提到的20%。”

　　“去工业化的风险正在不断增加，特别是许多中小企业正在悄无声息地迁移出德国。”9月，德国工业联合会（BDI）委托波士顿咨询集团和德国经济研究所调研的德国工业转型路径研究报告指出，为了使德国具有国际竞争力并实现绿色和数字化转型，政治家必须重新调整产业政策议程。德国能源密集型工业部门想要将其工厂转变为气候中和，需要有针对性的财政支持、充足的低碳能源以及相关基础设施。汽车行业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德国制造商能否在电动汽车领域取得成功，为此德国必须维持技术领导地位，这需要建立庞大的欧洲电动汽车内部市场、有竞争力的电池价值链以及增加数字化和软件相关投资。

　　提升德国工业的竞争力并实现转型目标，需要大量私人和公共投资，而德国执政联盟还在因财政预算陷入内部扯皮。

　　以朔尔茨为代表的社民党认为，更大的预算赤字对于德国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尤其是考虑到特朗普的胜选）、增加对国家日益老化基础设施的投资以及为受高能源成本困扰的行业提供更多补贴至关重要。而以林德纳为代表的、规模较小的自由痴迷于限制公共投资的财政规则，拒绝承担更多债务。无论下届政府由谁牵头，都需要面对“债务刹车”的改革，而这一改革可能涉及需要2/3多数赞成的修宪，一个基础广泛的跨党派共识迫在眉睫。

　　“最有可能的（新政府）联盟是由基民盟/基社盟和社民党组成，民意调查显示他们将获得多数席位。基民盟/基社盟-绿党联盟的可能性不大，目前民调尚未出现变化。”特纳进一步指出，德国执政联盟解散，正逢特朗普再度当选美国总统，这对德国而言并不是一件好事。

　　“在特朗普的上一任总统任期内，美德关系受到了真正的打击，这确实让政界和商界都感到担忧。我预计，德国将希望在跨大西洋贸易问题上与其欧盟伙伴一致行动，并将关注欧洲的增长。”特纳对澎湃新闻说。

　　对此，代表整个德国汽车工业利益的德国汽车工业联合会（VDA）告诉澎湃新闻：“在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日益盛行的时代，德国和欧盟必须建立、扩大和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我们需要更自由和公平的贸易。因此，在德国、欧盟和其他欧洲国家，我们需要在相应的贸易协定方面有更多的决心。”

　　与此同时，“中国市场对德国汽车工业非常重要。德国和中国在电动汽车、自动驾驶和互联驾驶等领域的合作，是双方重要的共同利益和关注点。我们有必要与中国进行谈判，正如欧盟的反补贴报告所证明的那样。”VDA告诉澎湃新闻，“我们认为关税不是正确的答案。只有双方都有决心，才有可能找到一种方法，通过符合WTO的解决方案来取消对来自中国的电动汽车的额外关税。双方都应本着这种精神，尽快取消关税。”